外公走了很后见外公是什么时候了

外公走了。早上11点多，父亲接到了老家大舅的电话——80多岁的外公早上8点多与我们永别了。当时，我们一家三代五口刚看完新买的房子，准备到小区里看看别人是怎么装修的，大家兴冲冲地走在小区的院子里，边走边谈论着我们新房子要怎么装，母亲还一直在叮嘱我和妻子，装修要简单一些。父亲拉了我的衣服，放慢脚步悄悄给我说了外公去世的消息。我的脑袋“嗡”了一下，眼前立刻闪出外公那慈祥的面容。我和父亲迅速达成一致意见，不能立马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正在兴头上的母亲，还是等中午饭后再慢慢告诉她。我们不想破坏当时母亲的好心情。节俭了一辈子的母亲，在看到一家人省吃俭用咬牙买的有电梯的带两个卫生间的大房子后，对房子的基本情况还都比较满意。我带着父母和妻女，走马观花式地看了几间正在装修的房子，女儿叫嚷着别人家的吊灯漂亮，母亲啧啧称赞着样板间里储物柜很实惠，而我和父亲都各自怀揣着心事而惴惴不安，尤其是我，那一刻对装修的事已索然无味了。外公对母亲很重要。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就是没有外公，就没有她，没有她的今天。母亲六、七岁的时候，正值三年自然灾害，“饿不死”成了当时很大的奢望。外婆在外公外出寻找粮食的时候，将当时很小的母亲换给了几十里外山坳里的一户人家，母亲懵懵懂懂地跟着陌生人走了，家里多了十个白面馍馍。外公回来后，对外婆发了火，提着九个白面馍馍（一个馍馍已经被几个孩子吃掉了）走了几十里山路，硬是把母亲要了回来，并对外婆说：“要饿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”。在外公的呵护下，母亲渐渐长大成人，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她嫁给了当石油工人的父亲，从此便不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，甚至一路从乡下搬到县城，从县城搬到油田，乃至现在已经定居到了千年古城咸阳。我影响很深的是外公的经济头脑。十几岁开始，外公就挑着一副担子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。政策允许后，正当大家都犹豫不决时，外公用伍佰元钱注册了营业执照，成了近十万人口的县城里*一个个体户。从此，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每逢过节，尤其是春节前的腊月，我和母亲都要到外公的小卖部帮忙。外公算账很少用算盘，不管顾客买多少东西，只见他嘴里一念叨，就把账算清了。小时候，一有空我就静静地坐在外公小卖部里的长条板凳上，看着外公潇洒地打发着一个个顾客。外公也会在闲下来时和我说说话，还会时不时地给我饼干、瓜子、糖果等好吃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外公让我去县城中心的国营食堂买一个花卷。那时，虽然已经饿不着肚子了，但白花花香喷喷的花卷还是很少吃的。我边往回走边一点一点掐着花卷“尝”，等到外公跟前，一个花卷已经面目全非，就剩一点芯了。外公笑了，又给了我钱，让我再去买。1992年2月，由于我户口“农转非”，要到油田参加高考，我们举家迁往了父亲的单位。记得当时我很高兴，要吃城镇粮了，也可以不用很久才能见到父亲一面了。而外公那时候的心情，我后来才慢慢明白，女儿要搬到外地生活，对于当时的外公是怎样的伤心啊。因为外公的两个儿子都比较忙，改善生活“打牙祭”和换季的衣物等基本都是母亲记在心上。母亲说，人老了，就像娃娃一样，嘴馋。而当时，我和妹妹隔三差五就给外公送饭，看着外公狼吞虎咽地吃完后，带着空碗、带着满足回去。搬家那天，外公呆呆地看着大家忙碌，一个劲地叮嘱我们“多回家看看”。现在想起，不禁一阵酸楚。搬迁油田后，我很少回老家去。只是母亲坚持每年要回去好几次。我都已记不起，很后见外公是什么时候了。